老理发店门前的那根三色灯柱转了几十年，白昼里被日光晒得发旧，夜晚却依旧亮得执拗。我小时候总爱蹲在店门口看它，看红色、蓝色、白色一圈一圈旋进玻璃管里，像某种不知疲倦的机械心脏。直到某天，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，喇叭按了两声，理发师老周探出头去，那司机摇下车窗说：“剪个头，快点。”发动机没熄，尾气在灯柱下飘成淡青的雾。从那天起，我记住了一个道理：发动机一响，时间就开始计费了。

汽车把街巷的尺度拉长了。以前从理发店走到镇口粮站，要穿过三条弄堂、一座石桥，路上能碰见卖糖粥的、补锅的、下棋的，走一趟少说二十分钟。后来有人买了面包车，把后座拆了，塞进几个塑料凳，五毛钱一趟，两分钟就到粮站门口。窗外的梧桐树连成一条绿的线，模糊地往后倒。你还没来得及看清某户人家晾晒的蓝布衫，车已经拐过了下一个弯。速度把那些细碎的日常碾成了虚影，只剩下目的地是清楚的。

我真正学会开车是在城郊的废弃机场跑道上。教练是个退伍兵，话少，只在我挂错挡的时候用指节敲敲仪表盘。那条跑道笔直，尽头是铁丝网和野草，再远处是正在浇筑的高架桥墩。第一次踩到八十码时，方向盘开始发飘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像撕开一整匹粗布。教练忽然说：“你听，这声音跟以前不一样。”我没懂。他指了指桥墩：“等那桥通了，这跑道就废了，车都上高速了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他说的不是路，是那种靠手感判断车速、靠引擎转速换挡的日子，正在被电子系统一点一点接管。

有年冬天，我开着借来的旧吉普送父亲去邻县办事。车里暖风坏了，玻璃上结着霜花，父亲一路没说话，只盯着窗外灰蒙蒙的田野。路过一个村庄时，他忽然让我靠边停。村口有棵老槐树，树下停着一辆锈成铁渣的解放牌卡车，驾驶室的门开着，里面长满了枯草。父亲绕着车走了一圈，伸手摸了摸车门上的漆皮，说：“这车是我二十岁时开的第一辆，那时候拉煤，从矿上到码头，一天跑四趟。”他没再多讲，回到车上后，又恢复了沉默。那辆卡车的残骸在倒车镜里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一个铁色的点，像一枚熄灭的烟头。

如今我每天通勤要穿过整座城市。早高峰的立交桥上，车流像一条被压缩的钢带，缓慢而坚定地向前爬行。我坐在驾驶座里，左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右手捏着手机支架上的导航界面，听它用没有起伏的声音提醒我“前方三百米有事故，请减速”。车窗外的风景早已不是梧桐树或田野，而是连绵的广告牌和玻璃幕墙反射出的白光。有时候堵得彻底静止，我会看见旁边车里的陌生人，他们有的在补妆，有的在啃包子，有的对着屏幕傻笑。我们隔着一层玻璃，共享着同一条拥堵的河，却谁也不认识谁。

傍晚回家时，我又经过那家老理发店。三色灯柱还在转，只是红色褪成了粉，蓝色淡成了灰。店门换了新招牌，老周早退休了，接手的是他徒弟，门口停着一辆白色的新能源车，充电桩的线像一条黑色的蛇，蜿蜒到路沿下面。车灯没亮，但我知道它随时能走，不用预热，没有尾气，安静得像一件家具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蹲在灯柱下看的那个下午，那辆黑色轿车按着喇叭停在路边，老周放下剪刀，而我那时还不知道，有些东西从那一刻起就不再回头了。灯柱还在转，只是看它的人，已经从蹲着的孩子，变成了握着方向盘的中年人。